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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績效與現代企業理論
作者: 時間:2014/3/24 閱讀:389次
摘要:關于企業績效決定性因素問題的理論探析,主要有產權論、超產權論和核心競爭力等三種理論。這三種理論一方面能夠深入到企業內部來探討企業效率,由此在理論和實踐上開闊了分析企業績效的視野;另一方面,它們對企業本質和企業績效決定因素的認識各有偏頗,表現出明顯的形而上學特征。為此,本文立足于企業是生產能力體系與經濟關系的有機整體的基本認識,認為企業績效是由制度、管理和企業能力系統因素所決定的,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企業績效的決定性因素也將隨之而變化,因此,要探討企業的績效問題,我們必須持辯證的系統的觀點。

  一、來自產權論的解說:產權明晰是企業績效的決定性因素

  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學派,通過生產的制度結構分析,得出一個核心論點:產權明晰是企業績效的關鍵或決定性因素。這里的產權明晰主要包括雙層含義:產權法律歸屬上的明確界定與產權的有效率配置或產權結構上的優化配置。由此產權決定論可分為產權歸屬決定論與產權結構決定論。

  產權歸屬決定論以科斯創立的交易成本為基本分析工具,以企業是降低交易費用并帶有權威特征的契約結構為分析的邏輯起點,著力探討產權歸屬、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產權歸屬論認為,產權是排他地使用資產并獲取收益的權利,產權就是剩余索取權,誰獲取剩余,誰就擁有資產,因此,所謂企業產權明晰就是要明確界定企業資產與剩余索取權的歸屬。他們強調產權私有和剩余索取權對于企業績效是至關重要的,認為產權歸屬是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主要論點是:(1)資產擁有論,認為企業資產只有為私人擁有,才能滿足實現產權的排他性,構建企業擁有者對資產關切的有效激勵機制。(2)剩余利潤占有論,認為企業擁有者追求企業績效的基本激勵動機是來自對剩余利潤的占有,企業擁有者追求企業績效動機的程度與剩余利潤占有的份額大小是成正比的。(3)私有化論,認為國有企業相對于私有企業來說,存在企業目的多元化、對經理激勵不足、財產軟約束等弊端。為此,國有企業產權私有化是決定企業績效的內部條件,是國企改革的方向。這是產權歸屬論的結論與政策建議?! ?

  產權結構決定論以契約關系為基本分析工具,以企業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連結”為分析的邏輯起點,著力分析企業產權結構、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產權結構決定論側重從行為權力角度定義產權,認為產權是剩余控制權形式的資產使用權力,企業所有權主要表現為剩余控制權,企業績效的關鍵在于產權結構的優化配置。

  產權結構決定論主要有三種理論表現:(1)代理經濟學中的企業所有權理論。這種企業所有權理論的中心論點是:企業效率問題的根源,在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下所有者與經營者目標函數的背離,在于經營者努力程度的不可觀察性與不可證實性而引發的代理成本,因此,要提高企業效率,必須優化企業產權結構,對經營者設計周詳的激勵報酬合同,把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所帶來的代理成本降低到最低水平。(2)交易成本經濟學中的契約治理理論。這種理論在定義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等影響交易成本性質和水平的三個特征性變量的基礎上,認為任何交易都是通過契約關系進行和完成的,而不同性質的交易需要搭配不同類型的契約關系,形成不同的治理結構,并認為要節約交易成本,實現最大的效率收益,必須用差別的方式將不同的契約類型、治理結構或產權結構和不同的交易特征進行有效率的匹配。(3)不完全合同理論中的產權配置或搭配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由于世界和未來事件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交易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致使在實際交易過程中所制訂和執行的合同總是不完全的,即總是存在一定的遺漏和缺口;在合同不完全的情況下,對資產有控制權的一方便行使權力,由此便引出權力和控制權的配置問題,并且這一配置問題將影響企業績效;提高企業績效的產權配置一般應把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放到同一方手中或使掌握控制權的一方明晰化,因為把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讓決策者承擔決策的全部財務后果,這樣他的自利動機將驅使他盡可能地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

  二、來自超產權論的解說:競爭充分是企業績效的決定性因素

  雖然產權變動可以生成、啟動企業內部利益激勵機制,從而有可能提高企業經營者的努力水平與企業績效,但是私有化的實踐表明:產權變動只是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優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由此決定,變動產權并不必然帶來企業治理結構的優化和企業績效的提高。為此,泰騰郎(1996)、馬丁和帕克(1997)等學者以競爭理論為基礎,提出超產權論,進一步發展和豐富產權論的基本觀點?! ?

  超產權論認為:企業績效與產權歸屬變化沒有必然關系,它主要取決于市場競爭程度,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越高。超產權論的主要論點有:(1)競爭具有激勵、完善信息、發展企業和進化市場之功能,它是改善企業機制、提高企業效益的最根本的保證,因此,要改善企業治理結構,基本力量就是引入競爭,變動產權只是優化企業治理結構的一種手段。(2)產權激勵(實踐上表現為利潤激勵)只有在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刺激經營者提高努力與投入,增進企業績效;市場競爭對于產權激勵或利潤激勵,具有放大器之功能,沒有市場競爭,只有“坐地收租’試的產權利潤激勵,是不能激勵經營者增加努力、提高企業績效。(3)變動產權在短期內對于改善企業治理結構是有積極意義,但是,只有由市場競爭所促動的企業治理機制(主要包括經營利潤收益激勵機制、經理聘選機制和企業資本財務機制)才是決定企業績效的基本因素,企業持久成功取決于治理機制能否不斷地適應市場競爭。

三、來自核心競爭力論的解說:企業核心能力是企業績效的決定性因素

  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批管理學家以解釋被新古典經濟學視為“生產函數”的企業和探尋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源所在為目標,反叛主流企業理論和以梅森一貝恩范式為基礎的企業競爭優勢外生論。魯梅爾特(R.P.Rument)還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企業表現為超額利潤的競爭優勢并非來自外部市場力量,而是來自于企業自身的某種因素,即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或競爭優勢是內生于企業。在此背景下,管理學界提出了一種既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也有別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全新企業理論,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企業競爭優勢內生論——企業核心競爭力論。

  這種從管理學角度提出的企業理論,根據其內容的演變,可以分成三個發展階段:(1)以資源為基礎的企業觀,即資源依賴論。該理論把企業看作具有不同適用性的各種資源和能力的集合,企業績效的決定性因素或競爭優勢源于企業的特有資源和能力,而競爭對手很難模仿或購得它們,可成功的企業戰略依賴于積累專門化的資源,并通過創造業務單位來開發利用資源,使資源與市場機會相匹配。(2)以能力為基礎的企業觀,即企業能力論。該理論認為企業本質上是一個能力系統,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并非都可以成為企業績效或競爭優勢的源泉,因為在競爭充分的市場上,資源是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獲取,真正成為企業績效與競爭優勢決定性因素的是能夠有效利用、開發企業內部資源的能力,因此,企業之間的能力差異是企業之間績效差異的根本原因,要提高企業績效,關鍵在于培養、擴散、整合、發揮和更新企業內部所特有的、高價值的和難以模擬的能力。(3)以知識為基礎的企業觀,即企業知識論。1990年帕漢拉德和哈默在企業能力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核心能力概念,即組織中的積累性知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的學識。受此概念的啟發與知識經濟和新經濟模式的影響,管理學界將企業能力理論推進到以知識為基礎的企業理論即企業知識理論新階段。企業知識理論認為企業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知識,企業本質上是一個獲取、共享與利用知識的學習性系統,企業這一學習性系統所擁有的知識存量與知識結構,尤其是所擁有的難以被競爭對手所模仿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決定了企業發現未來機會、配置資源的方法,決定了企業配置、開發與保護資源的能力,從而決定了企業內各種資源效能發揮的程度。因此,企業內的知識存量與知識結構是企業績效的最深層的決定性因素,是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要提高企業績效與核心競爭力,則必須在企業內部構建一個能夠有效地吸收、保持、共享和轉移的知識活動的微觀機理。概之而論,管理學中的企業核心競爭論的中心觀點就是企業績效與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是企業內部的資源、能力,尤其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核心能力。

  三種不同理論解說的形而上學性

  依據企業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經濟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企業觀以及辯證系統的動態分析法,我們認為上述三種關于企業績效決定性因素的理論解說,割裂了企業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經濟關系的辯證統一,在強調影響企業績效一方面因素的同時,忽視了另一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且在分析法上表現出明顯的靜態性與絕對性,因而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與形而上學性,其基本觀點難以成立。

  首先,我們來看產權決定論。筆者認為,企業績效一方面取決于企業所擁有的資源稟賦和由此所決定的企業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取決于主要由努力水平所決定的企業經濟效率。產權,盡管有不同的學術界定,但它的基本內涵是人們在財產上所發生的經濟利益關系,因此,產權明晰在提高企業績效中的功能就是通過明確界定人們在企業財產上發生的經濟利益關系(核心是責、權、利關系)來驅動企業對成員的利益激勵機制,從而提高努力水平和企業績效。這樣看來,產權明晰是提高企業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處于經濟轉軌背景下的企業來說,產權明晰的作用更為重要。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輕率地得出結論:產權明晰是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理由如下:

  1.績效或效率本質上是生產力范疇。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產權明晰是提高績效的外部條件或外因,而且,產權對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既有促進作用也有促退作用;提高績效的內在動因在于生產力系統清要素的素質和配置狀況。因此,從產權明晰角度去探尋提高企業績效的根本出路,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2.就產權歸屬來說,其一,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和企業財產組織形式由單人業主制到合伙制再到公司制的演變,企業產權歸屬將出現多元化、混合化趨勢,由此決定,企業產權歸屬不是變得更為明晰,反而是變得更為含糊;其二,縱使企業資產私有歸屬明確,也會出現資產擁有者追求商業交易動機和違背道德約束而處于對資產關切的逆向選擇;其三,由于現代經營者不僅受到剩余利潤之激勵,還要受到控制權的激勵,所以只強調剩余利潤激勵動機是不完善的;其四,如果產權私有化是企業效率的關鍵,那么無疑可以推論:企業產權發展的方向是私有化,企業發展的方向是小型私有企業,顯然,這有停于現實。由此可見,從產權歸屬角度得不出產權明晰是決定企業績效之關鍵的結論。

  3.就產權結構或配置來說,誠然優化企業產權結構,將企業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合理地搭配,劃清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對經營者構建有效的利益激勵機制,是提高企業績效的必要條件。但是,(1)現代企業存在高度的分工合作,其效率本質上是一種“隊生產率”,很難劃清合作成員之間的單獨貢獻,而且,在社會化流水作業的生產條件下,要做到合作成員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經渭分明,是完全不可能的。(2)企業都會存在程度不同的委托代理關系,盡管通過合理配置產權、規范企業合同關系,可以減少所有者和代理者之間的矛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績效,但是不管如何界定、配置產權,都會存在所有者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和產權在主體間的模糊關系。(3)依據產權結構調整論的觀點,優化產權結構,合理配置企業控制權,主要是解決企業經營者的利益激勵問題,沒有設計到一般的勞動者,也沒有涉及到精神激勵,所以不能充分地發掘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與聰明才智。由此看來,產權明晰是相對的,其作用也是相對的。

  概而論之,產權決定論的形而上學性與片面性主要在于兩方面:其一,顛倒了決定企業績效因素系統中的內外因關系,視產權關系的理順與利益激勵機制的完善這一決定企業績效之外因為內因;其二,夸大了產權明晰在提高企業績效中的功能。即使能夠出現產權經濟學所意指的絕對意義上的產權明晰,其對于提高企業績效的功能也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而對于提高企業績效更有意義的生產成本,則主要是由企業內部的社會生產力決定,更何況產權明晰本身就只有相對的意義。

  其次,我們來看超產權論。我們認為,它一方面拓展了產權論對企業績效決定因素的分析視野,將市場結構與企業產權制度及其由之決定的企業治理結構結合起來分析企業績效的決定,將產權論的企業產權制度系統拓展到市場制度系統,由此決定它較之于產權論,在解釋企業績效方面,更具有內在邏輯和更具有現實感。就此而言,超產權論是一個理論上的發展和進步。但是,另一方面,超產權論在弱化產權明晰功能的同時,過分強調市場競爭在企業績效中的決定作用,同樣存在不可忽視的片面性與形而上學:

  1.雖然在企業內都建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可以給企業與企業廣大員工形成競爭壓力和動力機制,從而激發勞動積極性,提高企業運營績效(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競爭是決定企業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市場競爭與產權明晰一樣,在本質上仍然只是從經濟關系或利益關系的理順上來形成企業的一種合理的激勵機制,它同樣是影響、制約企業績效的外部因素或外因,不僅如此,如果能夠從層次上進行分離,筆者認為市場競爭激勵相對于利潤產權激勵而言,是影響企業績效系統因素中更為外一層次的因素,因此如果將此視為決定性因素,則更為顛倒了影響企業績效的內外因關系,有悖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矛盾論的基本觀點。

  2.市場競爭要以產權明晰為基礎,產權模糊必然引起競爭不公平。從理論上說,依據馬克思的觀點,產權規則的確立是市場交易得以產生與運作的基礎,可以說,沒有產權制度,則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進行市場交換,從而也就無市場而言,更不用說市場競爭。不僅如此,依據新制度經濟學者的觀點,市場是為參與者進行未來收入流控制權轉讓的過程,它關注的是未來收益和成本流所有權和控制權的交換。因此,市場交易是商品交易與制度交易的有機統一,市場交易的有序運作和市場競爭的公平展開,必須輔之于一套市場制度規則,其中核心的是產權規則。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正是由于國有企業存在較為嚴重的產權模糊,才滋生出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激勵本相容和權責利不對稱以及企業對市場競爭的不依賴性,由此導致國有企業產生“負贏不負虧”的惡性競爭的產權基礎。由此可見,要做到充分而公平競爭,其前提與基礎是必須明晰產權。

3.市場經濟下競爭的作用并不是無限度的。競爭固然具有優化資源配置、激發生產經營者積極性等有利于經濟效率提高的功能,但是,對于市場競爭的功能,我們不能無限擴大。其一,任何現實中的市場經濟都是競爭與壟斷的統一,完全競爭只是一種理論模型,這就決定了競爭的范圍是有限的,而且,任何競爭都會引發壟斷、外都不經濟性、公共品供給不足、隱閉經濟信息、限制科技產品開發速度等問題,如此則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市場競爭失效,這就決定了競爭的功效是有限度的。其二,現代市場經濟是競爭與合作的統一。競爭是源于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的“經濟人”假設,它可以有效驅動人們的利益激勵機制,形成促人奮發向上的制度安排,深化社會分工,提高經濟效率;合作是源于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的“社會人”或‘伍德人”假設,它可以創造集體力、節約生產資料、快速完成緊急任務,可以融洽人們情感、形成適宜的工作氛圍、提高“于中學”的人力資本,有利于“團隊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們不能僅立于“經濟人”假設,尋找競爭均衡與競爭收益,還必須立于“社會人”與“道德人”假設,探索合作均衡與合作收益,努力提高團隊合作效率。

  4.競爭績效的產生有賴于市場的完善和市場得以有序運作的制度結構的建立與完善,否則,則會產生無序競爭,從而出現低效率競爭。有效的市場經濟應具有豐富多彩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結構??扑箯漠a權角度說明:產權制度的建立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產權界定直接影響市場的有效運作和最終績效。布坎南從寬泛意義的制度上強調:只有在正確設計的法律和制度約束內,市場從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行為才會產生出一種自然秩序,如果沒有明確的產權和適當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將不會出現一種價值極大化意義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我國的市場,不是自然演進的產物,而是在市場化改革中人為推進的,不僅市場體系不健全,而且確保市場有序運作的制度結構也不健全,這就決定了我國的市場是一種不完全意義的市場。由于市場的不完全和市場制度環境的扭曲,必然會引發企業競爭地位的不平等,致使市場競爭難以實現優勝劣汰這種應有的功能,而且還容易滋生“過度競爭”,促使全行業低效益運行,從而出現低效競爭。江小娟以棉紡織行業為例,分析了我國市場化過程中的低效率競爭。

  5.競爭是激發勞動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激發勞動積極性不能完全依靠競爭。勞動積極性,從本源上說,是來自于生產經營者欲望或需要的滿足。而在人性上,既有“好斗”或傾向于“競爭”的一面,也有“好和”或傾向于“合作”的一面,所以競爭只能從一個方面滿足人的欲望或需要,不能完全滿足人的欲望或需要,這也就決定了不能完全依賴競爭手段來提高努力水平與效率水平。對于具有濃厚“和為貴”文化積淀背景的中國人來說,競爭需要的強度不是十分突出(據被調查的82種需要中,競爭需要的強度只占67位),由此決定,在我國要調動勞動積極性,更主要的應是如何融洽感情,而不是過分強調市場競爭。

  最后,我們來評析核心競爭力論。核心競爭論與產權論和超產權論完全不同,它不從經濟利益關系的理順角度而從生產能力的提升角度探尋企業績效與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從哲學的高度講,這是從矛盾的主要方面來尋找問題的答案?;\統地說,這是正確的,但問題在于,核心競爭力論完全忽視了企業經濟關系的理順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與制約,沒有從企業是生產能力和經濟利益關系或契約關系的矛盾統一體這一本質認識出發,來全面地分析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也沒有依據經濟條件的變化來動態地分析企業績效決定因素,由此使它表現出明顯的形而上學性與片面性。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從企業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經濟關系的統一角度講,我們認為企業績效是由企業生產力(尤其是核心生產能力)、企業經濟關系(核心是產權關系)以及市場競爭關系這三大系統因素決定的,其中,生產力系統是核心層次,經濟關系系統是中間層次,市場競爭是外圍環境層次。依此,我們可以一般地推論: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因素是源于企業生產力系統。但是如果我們辯證而動態地分析問題,則應看到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理順企業經濟關系與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對于提高企業績效,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因此,割裂決定企業績效三大系統因素之間的有機聯想,忽視企業經濟關系與市場競爭關系對于決定企業績效的應有作用,靜態孤立地強調核心生產能力對于企業績效的決定性作用,也是片面的與形而上學的。

  2.如果把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契約理論與管理學的企業能力理論結合起來思考問題,那么我們必須看到,決定企業績效的能力或核心能力不是純技術性的生產能力,而是帶有技術性、管理性和治理性等多重屬性的綜合能力體系。這里既有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技術性能力體系,也有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制度性能力體系(包括管理性與治理性能力體系),這兩種能力體系統一于企業的研究與開發、生產與營銷等經營活動之中,形成企業的各類綜合能力或核心能力,決定著企業經營績效的高低。依此而論,我們可以發現,核心競爭力理論的片面性在于狹隘地理解企業的本質與企業核心能力,把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僅歸結為技術性能力,由此忽視了體制性能力體系在決定企業績效中的應有作用。

  3.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我們可以一般地推論,企業績效從根本上說,是取決于企業內部生產力水平或企業內部的資源稟賦,但是作為各種經濟利益關系載體的企業,其經營活動必須以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為基礎,由此決定企業內外部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深刻地影響、制約著企業經營績效。對于某些處于特殊經濟背景,如處于體制改革背景下的企業而言,制度因素甚至可以成為企業績效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正因為如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企業生產函數既依賴于技術進步,又依賴于企業內外部的制度結構,并且特別強調制度規則的功能。據此,新制度經濟學者詹森、梅克林認為必須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他們講;“企業的生產函數決定于權利的規定和統制契約的法律或博奕規則。在現有的技術和知識條件下,企業可達到的最大產出就不再僅僅取決于‘物質上’的可能,企業生產函數取決于企業賴以經營的契約締結和產權體系”。盡管他們的觀點有一定的偏頗,但從某種角度講,還是可以成立的。

  4.現實地看,我國國有企業所擁有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技術裝備與知識存量等生產能力,一般而論是不低于非國有企業的。僅以融資為例,國有企業不僅享有中央與地方的數額大、范圍廣的財政補貼與支持,而且占有約70%的銀行短期貸款,并享有優惠的長期貸款、“封閉貸款”、“債權轉股權”等銀行支助,此外,國有企業還可以認證券市場和專項基金獲取融資支助。但是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低于非國有企業卻成了不爭的事實。以1995為例,該年的資金利稅率,國有工業為8%,集體工業為8.9%,其他類型工業為8.5%。全員勞動生產率若按總產值除以全部職工人數計算,則國有工業為4.33%,集體工業為5.22%,其他類型工業為12.48%??梢?,如果不考慮企業的具體經濟背景與環境,而簡單地套用核心競爭力理論來解釋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是不能完全符合經濟現實的。

我們的辯證思考

  關于企業績效決定因素的探討,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對企業本質有正確的認識,在超越新古典經濟學的純技術生產函數標準、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標準和核心競爭力理論的核心生產能力標準的基礎上,運用聯系的、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基本觀點與方法去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歷史的分析?! ?

  迄今為止的經濟理論關于企業本質的認識,可以概括為四種觀點:其一是生產函數論。這是從新古典經濟學到現代投入產出分析這一主流經濟學的企業本質觀。其中心觀點是企業就是“生產函數”,就是一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一元決策者,它能夠毫無成本地運用市場價格機制,依據技術“生產函數”的要求,以最低生產成本的生產要素組合進行生產。這種企業本質論完全抽象掉企業內部生產要素素質和生產能力的差異,也完全抽象掉企業內外部經濟利益關系或所謂的“契約關系”對企業運營效率的制約,因而被人們稱之為“黑箱”企業論。其二是契約論。這主要是由科斯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本質觀。它主要包括產權學派、交易費用學派、委托代理學派的企業理論。它們的中心觀點是企業在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或“契約網絡”,是一種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裝置或契約安排。這種企業本質論的要旨在于通過分析企業生產的制度結構或契約關系來解破主流經濟學的企業生產“黑箱”,并意圖通過構建有效的制度結構來理順生產過程中各個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矛盾,為企業運營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勵機制,以達到提高經濟主體努力水平,減少交易費用,提高企業績效之目標。從這個角度講,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是對主流經濟學生產函數企業論的拓展與修正。問題是這種拓展與修正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忽視了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技術創新、知識積累和生產能力提升等更為重要、更為本質的東西。其三是能力知識論。這主要是管理學中產生的核心競爭力理論的企業本質觀。其中心觀點是企業在本質上是各種資源與能力的集合,或是知識的倉庫。企業績效的源泉或決定因素在于培育、開發、擴散、整合、發揮和更新企業獨特的難以模擬的資源、能力與知識。這種企業本質論,筆者認為它是在新經濟或知識經濟背景下,從生產力系統運行角度來解破主流經濟學的“黑箱”企業。從這個角度講,也是對主流經濟學生產函數企業論的拓展與修正。問題是這種修正也走向一個極端,即在強調能力、知識等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同時,忽視了企業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對企業運營效率的應有作用。其四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經濟關系統一論。這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企業本質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資本主義企業運營的分析,揭示出企業的本質,一方面是分工協作的生產組織,是有別于市場關系的等級組織,另一方面,企業的本質又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或社會經濟制度的載體與體現,所以企業是社會生產與社會經濟關系的有機統一,要提高企業績效,則不僅要擴張、更新企業內部的生產力(在當時的金融資本決定一切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認為企業的生產力主要是由資本量所決定),而且必須變革企業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顯然,這里體現了唯物辯證的哲學思想??陀^地說,馬克思主義的企業本質論相比于前面三種企業本質論更為全面、更為科學地揭示了企業的本質。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于社會時代背景的變化,決定了馬克思所分析的企業生產力,沒有像核心競爭力理論那樣,能夠立足于新經濟或知識經濟背景,側重于知識形態或技術形態的生產力進行企業競爭優勢分析,同樣地,馬克思所分析的企業社會經濟關系,也沒有像新制度經濟學所分析的企業契約、制度那樣具體化和微觀化。

  為此,我們認為要探討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必須立足于馬克思主義企業本質論的基本觀點,并依據當今社會的時代特征,有機地融合管理學中的核心競爭力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的合理觀點,來進行全面、辯證、系統、動態的分析,具體如下:

  第一,完整地講,企業績效是由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綜合決定的,而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管理創新是相互聯系、相互推動的有機整體。制度創新為企業提供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前提。管理創新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技術創新得以實現的基本保障。技術創新不僅是企業工藝、技術、設備向更科學、更先進層次邁進,而且它還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技術創新只有與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地推進企業工作,切實增強企業活力與提高企業績效。事實上,成功企業的技術創新也是一個與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相結合的有機體系。例如,我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特色的海信集團,其技術創新機制內涵了有序運行的決策與管理機制、目標拉動機制、有效的利益驅動機制與激勵機制、積極合理的人才流動機制、動態管理與風險約束機制等五個方面的內容,顯然,這里的技術創新機制內涵了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梢?,我們要分析企業績效,必須持全面系統的觀點。

  第二,一般而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要提高企業
績效,關鍵在于提高企業內部生產力水平,在新經濟背景下,主要是要提高以知識、技術為載體的核心生產力水平。在此基礎上,通過加強管理與完善制度,降低社會交易成本,以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如果我們能夠對影響企業績效因素進行層次劃分的話,那么,企業生產能力系統是第一層次或核心層次的因素,企業管理或企業內部的充分競爭與治理結構是第二層次或中間層次的因素,企業外部的市場競爭環境與企業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包括產權制度——這里主要是歸屬意義上的產權制度)是第三層次的因素。以此看來,企業生產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最為直接、最為根本。這點,在制度均衡與市場完善的假設條件下,更是如此。問題是,這三大層次的因素是難以分割的,也是難以獨立發揮作用的,并且制度完全均衡與市場完全完善的假設也是難以成立的,所以我們難以厚此薄彼,否則,是一種機械的觀點。

  第三,動態地看,影響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會隨著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在企業核心生產能力存量與流量不變,以及企業內外部契約關系或經濟制度不變的條件下,依據青木昌彥和奧野正寬的觀點,如何依據企業所面臨的技術條件(即企業部門間的競爭程度和協調程度)、概率性震蕩的性質以及企業員工的信息處理能力,選擇最有效率的信息體制或組織結構,以協調配置企業核心生產能力,對于提高企業績效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實質上是強調企業管理的決定性作用。如果企業處于體制變革的經濟環境中,企業制度處于失衡或嚴重非均衡狀態,如何通過制度變革(尤其是產權制度),協調企業內外經濟利益關系,完善企業契約制度,以構建具有激勵效應的制度規則,則對于提高企業績效具有決定性作用。

  第四,在我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有兩個不可忽視的鮮明特點:其一,任何經濟現象、問題的產生,其背后都有著非常的成因;其二,舊體制的殘留、新體制的不完善、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與碰撞以及制度變遷中出現的“鎖定”(Lock—in)軌跡的不良影響,均會深刻地影響、制約著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從某種意義上,體制因素還可能是企業績效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在探索我國市場化改革中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一方面不能采用單向思維,而應從多角度進行多維分析,這是“兩點論”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可忽視制度因素的深刻影響,這是“重點論”的要求。就我國國有企業看,在其制度變革過程中,由于外部制度變革的不配套和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改革的不同步,導致企業外部的法律、會計、審計、政府職能、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變革與建設嚴重滯后于企業制度的變革,結果產生了企業外部制度與企業制度不能相互適應、相互發展的制度不對稱現象。在制度不對稱下,引起了國有企業經濟行為的進一步扭曲和普遍、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這嚴重地制約了國有企業績效的提高。由此可見,如何解決國有企業的制度不對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解決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提高其經營績效的一個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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